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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承办的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暑期学校总结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6-08-31 12:12 来源:未知 浏览: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湖南省2016年研究生暑期学校的通知》(湘教通〔2016〕280号)要求,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吉首大学承办的“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与生态”研究生暑期学校于2016年7月11日至31日在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举办,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现将本次暑期学校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暑期学校基本情况
    (一)暑期学校背景
        吉首大学处湘、鄂、川、渝、黔五省市之交,位居中国西南研究的核心地位。我校的民族学经过长期努力,已成为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2012年获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培养项目;2013年获批湖南省“武陵山区民族生态文化研究”2011协同创新中心培育项目,并于2014年评审认定通过;2014年获得民族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我校具有西南民族社会与历史文化研究的区位优势,极具发展潜力。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基于这一学术地理优势,2013年、2014年、2015年先后成功举办了三届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生暑期学校,通过将近20天的理论课程培训与实地田野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试图为西南研究学者就深化与开发西南研究视野、培养相关领域新生代人才、促进学术交流与进步之目标共同努力。2013年、2014年、2015年的暑期学校,我们吸引了包括台湾清华大学、台湾高雄师范大学以及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共80余所高校、数百名专家、青年老师和研究生参与。
        为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人文素养,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持续扩大暑期学校影响力,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今年以“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与生态”为主题,申请2016年湖南省教育厅研究生暑期学校项目,得到湖南省教育厅支持,成为本年度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之一。
        为此,我们特邀请海内外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为暑期学校学员讲授理论课程,传授田野经验。同时,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打破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在基础理论课程与专题讨论之外,继续安排了实地考察与田野调查实践,力图实现相关理论的田野验证,就西南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等实际问题展开田野工作与理论分析,使研究生在实地访谈与参与观察中理解西南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在理论指导下发现与分析问题,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夯实研究生理论基础的同时提升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与社会适应性,提高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二)暑期学校人员结构
        1.学员构成
        2016年5月,本届暑期学校正式发布招生海报,得到了全国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最终,我们遴选出约100余名符合条件的学员参加本次暑期学校。
        参加本次暑期学校的学员来自湖南师范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吉首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北大学、南昌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宁夏大学、贵州大学、山东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赣南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大理大学等28所高校。
        学员专业分布广泛,涵括中国史、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社会工作、教育学、文物与博物馆、农业史、考古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意等10多个专业。
        2.暑期学校师资构成
        暑期学校师资结构合理。具体包括: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1名、云南大学历史学教授1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教授1名、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2位,吉首大学教授3位,副教授(或博士)10位(主要负责指导田野实践)。
    (三)开幕式
        7月12日上午,2016年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西南地区的民族•历史与生态”开学仪式,在吉首大学工会三楼会议厅顺利举行。吉首大学副校长李定珍教授,研究生处处长佘佐辰教授、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教授、终身教授杨庭硕先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张应强教授出席。开学仪式由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暑期学校负责人暨爱民教授主持。
        首先,罗康隆院长对学员们在炎炎夏日中来到吉首大学参加学习表示欢迎,并阐释了本期暑期学校选择民族、历史、生态三个维度的理由。他强调,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是我们的使命,同学们要走进历史的现场,掌握了解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佘佐辰处长对学员们提出一个要求,三点希望。他要求本次暑期学校加大宣传力度,把成果展示出去;希望学员们加强交流,广泛学习;亲近师长,刻苦钻研;深入田野,做好调查。
    张应强教授作为本届暑期学校邀请的校外授课老师,对学员们表示吉首大学是一所知行并重、品学兼优的学校,在这次“游学”中希望同学们理解田野调查的方法,融入当地生活,体会其中的意义。
        杨庭硕先生围绕如何实现专业知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特别强调做学问和学习人类学一样,不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要学会人才的碰撞与汇合,对参加本届暑期学校的学员提出殷切的期待。
        李定珍副校长在讲话中对参加学校研究生暑期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慰问和感谢,并对我校情况进行了介绍,她对参加暑期学校的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希望同学们勤奋学习,搞好田野调查,取得预期成果;互帮互助,收获纯真友谊;树立安全第一的意识,暑期平安快乐。
    最后,暨爱民副院长介绍了历史与文化学院的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并通报了暑期学校基本情况,从暑期学校纪律、学习要求和安全因素等方面对学员提出了明确要求。
    (四)暑期学校教学综述
        本次暑期学校具体活动内容包括理论课程学习、实地考察、田野实践课程等三个部分:
        1、理论教学
        7月12日下午,暑期学校的理论课程正式开始,第一场理论课程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应强教授主讲,其主讲的题目是:“田野调查:过程、问题与策略”。
    张应强教授首先为同学们介绍了社会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不同声音,提出人类学学者对此的反思与困惑,即要不要做田野的问题。他认为人类学标志性研究方法就是田野调查,这是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而田野调查的方法有三:
        其一,参与观察,观看其表现和各类文化事象。亲自参加和学习,在参与各类劳动中不断提升。
        其二,访谈。重视非结构性访谈,提倡多问,最怕不懂装懂。通过进行开放性的提问,把习以为常的文化事象的文化意义解释和表现出来。
        其三,文献搜集与解读。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字,即使是在不懂汉文的少数民族地区,通过碑文上记载的种种信息有助于理解当地人的日常生活。
        在讲课过程中张教授多次例举田野调查中的经历和经验,与同学们真诚地分享田野调查的经验与技巧,让同学们感受到“别人的经历是最好的镜子”、人类学家是“山穷水尽出高手,九死一生见功夫”的田野调查行家里手。张教授还围绕“何处是田野”、“工具主义与人文关怀”、“田野点与区域性,小地方与大问题”等三个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与分析。在谈及“工具主义与人文关怀”问题时张教授指出:“田野不同,面对的对象不同以及个人差异都会导致田野调查方式的不同。我们看重的‘一手资料’可能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在设计调查问题时可能就已经想好了答案,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原因是你设置的所有问题都是有答案的,这等于是你在进行‘刑讯逼供’。你问的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他的经验之外。在调查过程中我们要关心人,关心实实在在的人,他们是有情绪、有个性、有历史、有经验的人。田野工作很需要有想象力和有向心力的人。这样才能够真正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获得对生活的真实体验。”
        讲座最后,在师生互动环节中学员们在与张老师面对面交流过程中反应热烈,踊跃提问发言,张应强老师分别从理论、实践和经历三个层次对各位学员的提问进行了细致回应和深入交流。
        7月13日上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黄纯艳教授为暑期学员主讲“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以外交谈判为中心”。
        对于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黄教授以三个问题作为引导点:其一为“宋代国际关系基本理念与当代国际关系有何异同”。黄教授在介绍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宋代国际关系与当代国际关系的差异在于,它是一种“华夷观念、垂直关系”。并且,宋代国际关系中的华夷观念并不是天然的秩序,它富有弹性特征,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其二为“宋代多国体系下国际关系基本理念与春秋战国有何异同”,认为北宋外交虽强调对等关系与等级制,然其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其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引出讲座的话题,即“北宋各国如何在相互博弈中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多国体系下的外交博弈体现了怎样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关系”。
        黄教授运用丰富的原始图文材料,层层剖解,深入探究,阐明三个重大问题:
        第一,“北宋东亚多国体系下的制衡与争锋”。重点分析宋、辽、高丽三国之间的复杂外交关系,认为北宋东亚各国形成了“三角关系”的外交格局,其制衡与争锋的手段,在战争与和平时代亦有不同。而谈判,则是和平时期外交的重要手段。在讲解的过程中,黄教授结合自己在韩国学习的经历以及所翻阅大量的材料,提醒同学们勿将北宋东亚各国的关系简单化。值得注意的是,其著作《高丽史事概要》在学术界深有影响力,对我们认识宋、辽、高丽三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指导。
        第二,“北宋多国格局下外交博弈的目标”。黄教授提出“名分”是宋代外交的首要目标,对辽亦是如此。“名分”在宋辽谈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外交博弈的核心,则是利益。黄教授用颇多的史料,逐步分析宋、辽、西夏等国谈判的历史经过,揭示所有谈判,无论大小国,背后都是国家安全利益。
        第三,“多国格局下外交博弈的条件和手段”。黄教授从王安石等人的看法,析出“综合实力是外交博弈的基础”的观点;同时,“对外政策是外交博弈的指针”的想法,亦值得我们思考。黄教授强调,实力固然是外交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实力在于运用才能成功。又结合休息时间一位学员提出的问题,借此深入分析解答,即宋朝在人口、经济上都要比辽、西夏要强,最终屡次失败的原因,与其较低的军事运动能力以及外交政策两方面是有很大关联的。
        讲座最后,学员们就授课内容纷纷向黄教授提问。互动中,黄教授认真回答每一位同学,对学员提及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举例鲜明,解析透彻。同学们受益匪浅,不仅对北宋时期的国际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对当今国际关系有进一步的思考。
    7月13日下午三点,吉首大学终身教授杨廷硕先生进行了主题为“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本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授课。
        首先,杨教授明确此次要为同学们传授三个问题:其一,本土知识与技术体系的理论知识;其二,何为优秀农业文化;其三,通过分享案例,如何将前两者的关系结合起来。
        杨教授以问题式启发同学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即我们为什么不细究文化理论?推动文化理论的重要因素是什么?进而以修建长江大堤等众多实例,深入分析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每一种理论的成立和被接受,不是由于学者学术水平高,而在于社会背景的推动作用,它与文化的适应和变迁是一回事。深入挖掘中外学者对“文化生态”概念争论的观点,认为知识与技术,是特定背景的产物。其中,环境问题尤为重要关键,它对文化有着决定性作用,其决定文化的走向。在追溯“本土知识”概念的历史时,通过讲湘西人陈渠珍的故事,引出本土知识的价值无处不在的观点。但又提醒同学们关注本土知识的差异性,并认为本土知识与技术体系要永远产生关系。
        在第二个问题中,杨教授深入剖析何为优秀农业文化遗产,提出要符合“传统的”和“优秀的”两个标准。同时,杨教授鼓励在座的同学要积极参与优秀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项目,并进一步认为,所谓申报项目,不是报一个产品,而是要报一个文化生态的系统,把生产过程中人的问题呈现出来,揭示生产背后的文化意义。
        如何将本土知识与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是杨教授阐述的第三个关键点。通过解读史料以及当今世界农业生产的现实问题,杨教授充分肯定中国的优秀农业文明,认为这种文明充满着人类的智慧,影响深远,故而主张继承和弘扬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希望后辈在全方位总结农业生产背后的生态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敢于担当将这种本土知识传向世界的责任。而在运用本土知识或优秀农业文化遗产时,不仅要注意社会背景的变迁对其所产生的作用,更要进行不断的实证,切记乱用经验。
        整整三个小时,杨教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治学经验,深入浅出,逐一详析。最后,杨教授希望同学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慢慢去体验文化的魅力。
        7月14日上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暨爱民教授担任此次授课人,讲题为:“以‘墙’为‘界’:清代湘西苗疆边墙体系与‘民’、‘苗’区隔”。
        课程刚开始,暨爱民老师展示了凤凰厅卡图和乾州厅卡图,使我们了解到了边墙的走向及其概况。
        在前言部分,暨老师提出以边墙为主体的防卫体系可能起源于明宣德二十五年。学术界一般认为,作为防卫体系边墙的最终完成当在乾嘉苗民起义后。边墙具有有形和无形之界。暨老师在讲授过程中提出并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以“墙”为“界”如何可能?二是“界”在何处?
        在第一个问题:以“墙”为“界”如何可能?中,暨老师认为边墙的出现,并不只是为了方便地理划分。更是因为“民”、“苗”之间具有生态空间、社会生产生活空间的族群差异。当地居民群体具有“民”、“苗”之辨,传统文化存在区别。至清朝时,“民”、“苗”之界观念变得愈加清晰而完善。
        第二个问题:“界”在何处?一是凤凰厅属 “民”、“苗”之界呈多个“凹”字形结构,意味着民地苗地互相穿插。二是乾州厅属的民苗之界,大体上看,较凤凰厅简单些,有绵延三百里的“土城”。三是永绥厅属的民苗之界,主要由汛堡、屯卡和碉楼等组成,无墙。四是古丈坪厅属的民苗之界,境内苗寨分布集中,故边墙因寨而设。五是保靖县属的民苗之界,沿“边”而建,凸显了统治者对苗疆地区治理的理想。
        暨老师在结语中分析了:“他者”视角下的族群偏见与位序安排。
        课程教学结束后,暨爱民老师就同学们的疑问并提出了关于该问题自己的见解并进行了总结。
    7月15日上午的课程,由贵州民族大学龙耀宏教授主讲。龙耀宏教授是侗族著名学者,贵州民间文艺家,长期从事侗族历史文化研究。基于此,他思考到,侗族历史文化研究存在若干问题,如侗族的族源问题、侗语南北方言的形成问题、侗族的村寨与鼓楼的相关问题、“萨”的来源与崇拜的性质问题、“峒”、“款”与“埋岩”的问题、侗族“歌”与“耶”的名称问题、侗族与苗族的关系问题。
        他首先讲到侗族的历史来源问题,指出当前的侗族研究中,少有人从军事设施的角度研究鼓楼。他提到,鼓楼应与村寨联系在一体,研究鼓楼就得研究村寨;早期的鼓楼一定是军事设施,与鼓楼相配套的军事设施还有“卡房”。他还认为,侗族“拦路”的特征与拦路对歌习俗可能来源于古代战争时期的暗语。
        接下来,他讲到侗族“萨岁”信仰问题,分别从萨岁的种类、萨岁的信仰圈、萨岁信仰的特点以及萨岁信仰圈的侗族文化特质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萨岁信仰具有集体性、节日仪式性、征候性和神秘性。如今,萨崇拜范围的扩散、神像从无到有、进入民族风情园的旅游设施等新变化逐渐掩盖本质。总之,龙教授认为,“萨”是侗寨军事设施的组成部分;“萨”既是信仰中心,也是社会组织形式;祭“萨”活动既是宗教活动,也是“社会”活动;来源与“社”的sa³¹与亲属称谓“祖母”的sa³¹,合二为一,最终亲属的sa³¹,逐渐取代了“社”,但从“萨”的形态上看,“社”的遗留依然明显。
        最后,学员们非常积极地与龙耀宏教授进行互动交流,尤其是以侗族调查为主题的第四、第五小组成员对龙教授的讲座如获珍宝,很多学员因此打开了调查思路,进一步深化调查主题。
    7月15日下午3点,历史与文化学院院长罗康隆主讲“田野调查的七个维度与十条路径”。
    讲课伊始,罗老师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文化是什么?他通过阐述文化的概念,向各位学员展示田野调查中应有的思路与方法。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要了解文化。文化策略不同,建构的文化事实体系也有差异。田野调查的实质是对特定民族(区域群体)“文化事实”体系的认知与理解,即是通过对文化事实体系的把握,去理解拥有这一文化事实体系的“文化”和“文化事实”体系拥有者的世界观、宇宙观与价值观。
        接着,阐释田野调查的七个维度:人、文、地、产、景、史、神。所谓“人”是指参与活动的人群角色,研究“人群角色”并对这些角色的分类与权责义务进行了解;“文”是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通过对社区聚落中“文”的研究深切地理解当地人人文精神的“乡土性”与“生命力”,以找回人文精神的本真;“地”是地理环境,人需要主动适应环境,将其打上文化符合,同时地名在空间建构上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产”是对所调查民族生计模式的理解,其调查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的调查,以揭示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的耦合历程;“景”有自然之景与人文之景,其调查研究目标在于通过对特定社区文化空间的特定布局与有序切换的研究,以从“场景”的角度如何展示其文化,并通过对空间切换与人群角色、物象、符号等的匹配关系,以把握聚落社区文化事实体系的实质;“史”是指该地的民族文化,一个地区民族文化的流变历程可以充分反映出该民族民族历史的发展进程;而神的突出表现为图腾崇拜、崇拜自然、信奉祖先、迷信鬼神,该领域的研究要揭示社区演进中文化策略的应对机制与调适机制。
    然后,讲解了选择调查对象与协作者应注意的相关问题,归纳田野调查的十条路径:社区行走路线图、社区平面图(空间分布)、资源流动图(市场与礼物流动)、历史演变图、农事季节历、每日活动图(包括梦)、个人自传图(强调口述史应注意:1、多方互证,了解内部的人的看法。2、从外部来看,分析事件背后的动机)、自然资源利用矩阵图、社区远景图、植物树种利用图(地方性知识)。在谈到以上十条路径时,吉首大学民族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张宝元为学员们推荐展示地图软件“六只脚”。
        最后,互动环节,来自西北大学的学员提问七个维度如何划分当地人的分类系统,罗康隆教授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回应。
        此次讲座,让学员们了解到进行田野调查应从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维度着手思考,以及进行田野调查时可以利用的十条路径。这对于从未进行过田野调查的学员们来说,具有极强的指导性。此外,罗康隆教授充满趣味的田野调查经历,也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7月16日上午,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王立本博士,进行了题为“晚清湖南的维新运动(1895-1901)”讲座。
        讲座围绕湖南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在晚清维新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探究其内在的精神根源,维新运动的开端与基础,南学会的起落,以及由此引发的巨大影响而循序展开的。
    王老师首先以湖南现代化以及湖南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中扮演的角色,引入第一个部分:问题意识和关注焦点。
        一般而言,跟随西方研究的视角,中国的现代化主要是受到外界的刺激开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中国内部自发的力量。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与关注点由沿海口岸的外力冲击转向中国内部自发性的自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朋园院士在1979年发表《广东与湖南》,回应西方的冲击与反应模式。
        广东和湖南在晚清维新变法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广东作为沿海地区受到西方的冲击很大,但是湖南作为一个内陆地区也有其特殊性。主要是湖南有深厚的民族主义传统、士人集团的集体意识、相对保守的民风。在完整的传统社会与知识分子、岳麓书院、新式人物的带动下,传统与现代文明交会激荡。王教授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现代与历史的传统中找到平衡,全盘的西化无疑是失败的。日本明治维新最大的失败是出现了军国主义。
        重新找回的精神。曾国藩的湘军集团不断壮大,唤醒了知识分子的集体意识,王夫之的民族主义精神,郭嵩焘的努力,还有他出使英国受到的启发,唯有民智洞开国家才有希望。这些都是湖南之所以能在晚清维新运动中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思想根源。
        维新运动的开端与基础。1895年谭嗣同创办“算学社”纠集同志,准备推动政治改革。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子陈立三兴办近代工业、铁路、电报线等,湖南的气象一新,成为甲午战争之后进步最快的省份。湖南学政江标,创办思贤讲舍与校经书院,引进西方课程是湖南大学教育的雏形。与谭嗣同、唐才常共同努力,创办湖南不缠足会,湖南地理学会,延年会,在省内广设分会,省内气象一新。
        南学会的起落。南学会虽然只持续了三个月,但它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潮。南学会具备议会、学校、推动全国的政治与教育维新。同时糅合新旧文化的尝试,宣扬“孔子改制”,提倡地方自治。强调官民上下,共同治理湖南。强调采用新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南学会由于先天的弱点,半官方性质,自身内部会员分歧,叶德辉离开南学会,保守势力反扑,以及满清朝廷的反对,导致南学会最终宣告解散。
        虽然被迫解散,但是南学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和梁启超进行戊戌变法,南学会的其他成员参与其中。戊戌变法内容上就是湖南新政的放大与推广,是南学会的延续。南学会对留日学生群体的震撼,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创立东京华兴会。对毛泽东有政治启蒙。
        其得出的结论为,晚清士人的抉择与困惑:民族危亡,文化保存,力图富强。湖南特殊性凸显:结合传统与现代,自发性的改革。调和主义的渐进改革:南学会首开其先,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并向大家推荐湖南地区研究的省思Stephen.R.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
    提问环节,王教授就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在于政策激进性,过于追求速度,同时帝党和后党宫廷之争,如果康梁将重点放在有实权的慈禧身上,改革面貌会不会焕然一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教授回应到,越来越激进的革命有副作用,但是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另外,放在慈禧身上改革的阻力或许会小一点,但是慈禧对国家发展状况缺乏深刻认识同样会让改革非常困难。
        7月16日下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吕永峰博士进行了一场题目为:“田野调查摄像摄影技巧”的授课。
        他主要围绕数码摄影的基本知识,摄影构图和用光,田野调查的基本概念,以及田野调查中的摄影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田野调查中摄影,不仅有助于完成田野报告,记录所在社区的人文生活,同时提升摄影技术,也能增强田野调查的乐趣。
        数码摄影的基本知识。吕老师详细讲解了光圈、快门、焦距、景深、以及光圈与快门的配合、调光、ISO值、CCD指标以及像素的秘密等摄影知识。
        摄影构图和用光。从摄影用光来看,包括顺光、测光、逆光、测逆光、测顺光、顶光、底光等。就基本构图而言,则应注意人的视觉心理,画面均衡,视觉重心等方面。利用一些基本的构图方式把对象及造型元素加以有机组织、选择和安排,构成画面样式的一种创作活动。构图元素包括线条、色彩、明暗、节奏等。基本的构图方式包括九宫格、平衡式、对称式、变化式、对角线、交叉线、椭圆形、X形、十字形、水平线、斜线式、三角形、S形、垂直式、L形等构图方式。
        田野调查的基本概念。首先介绍了田野调查的含义和起源。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田野工作的方法论,包括整体论、文化比较方法、文化相对主义、主位、客位的研究方法,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田野工作。田野概念的变迁,研究区域范围扩大,研究对象从“文明人”对“野蛮人”的观察,发展成为双向导通的活动。田野调查的基本流程包括:收集整理被调查对象的已有资料,拟定范围和调查框架,参与田野调查,整理所获资料。田野调查主要有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直接体验、问卷调查、文献文物收集等方法。参与观察(看)、深度访谈(听)、直接体验(做)是田野工作的三角。
        吕博士强调人类学需要尽可能接近一个文化,使自己成为当地人,但是也应该站在客观的角度,避免身在其中的文化盲点,作为一个学者而不仅仅是专家。
    田野调查中的摄影。田野调查摄影师田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般摄影艺术相比,更加强调影像来源的真实性。真实记录是田野摄影的最高原则。因此要尽可能避免导演、摆拍、以及后期的修图,必要的时候可以放弃对美感的追求。当然,必要的艺术修养有助于更好的记录和表达人类学影像信息。人类学田野摄影作为文本研究的补充,也更加注重影像背后隐含的社会文化场景,以及人类伦理、情感及体验。田野摄像工作者应该强调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文化立场,同时田野摄像工作者应遵循“社区合作”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摄影分享”与“试听互惠”的拍摄关系。可以为社区活动提供影像拍摄,或者为社区家庭拍摄“全家福”等。田野摄影的主要收集内容,主要从人物、物品、场景、事件四个部分详细展开。拍摄物品主题清楚,画面干净。最后,关于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方面,强调应该及时整理归档影像资料,清理大量无用的照片。拍摄人物生活场景时,不影响、不介入、不干涉。吕老师特别强调要尊重被访谈对象的肖像权、尊重当地人的观点。
        讲座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以及生动形象的语言,为我们全面讲解了田野调查的摄影摄像技巧知识。
        7月18日,暑期学校的理论学习继续在报告厅进行。上午8点,来自台湾大学历史系萧明礼博士进行了题为“农村文化资源保护的应用——以日本社区总体营造为例”的讲座。
    首先,萧明礼教授简单介绍今天的讲座主要是围绕日本社区总体营造进行的,阐释日本社区总体营造重要的原因,总共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言。由于中国大陆快速增长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城镇化”政策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性角色。并强调城镇化并非都市化,且如何重建因现代化冲击而面临解体危机的传统农村社区,是当代大陆官学界乃至民间必须共同思考、合力解决的课题。同样日本和台湾同样面临高速经济成长所衍生的种种社区问题。而1960年代日本兴起的“造町运动”以及台湾在1990年代推行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是大陆农村城镇化政策执行过程中值得参考的范例。
        第二部分是社区总体营造的定义与理念。总共分为6点,分别为名词解释;社区总体营造的定义;社区总体营造的范围;社区总体营造基本目标;社区总体营造的组成;社区总体营造中的人类学实践。社区满足人们的生存空间,并且是大家集体认同的单位;它的来源引自日语;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目标分为功能性社区、自然共生的社区、观光性社区等;社区的组成人员为政府、居民、学者专家,也就是官、民、学的结合,而其中以居民为主体;社区总体营造的理论概念、实践等都需要人类学的辅助。
        第三部分是社区总体营造概念的形成。首先是社区总体营造在欧美的诞生,然后是社区总体营造在东亚的发展:以日本为例。介绍了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的展开“町”字概念的出现;社区总体营造的成熟与转化期,1970年以来,日本的社区总体营造经历三个阶段;进而介绍了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现在的课题,农村聚落空洞化问题等。
        第四部分是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的案例介绍。总共用五个案例来说明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的一系列问题。分别是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的保存与再造,它是农村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的转折点,特征为修护型与传统型街区保存混合型;新潟县新发田市的“糧食循环型社区营造”,它重视农业永续经营的社区营造,特征为以农业为中心;神奈川县藤泽市江之岛是海滨观光聚落的社区营造,特征为修护型街屋保存模式;千叶县香取市佐原地区为市镇边缘型乡村的社区再造,它是传统型街区景观保存模式;长野县诹访市为内陆山岳地带的观光资源开发与社区再造,它是山岳地带的观光振兴模式。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从日本社区总体营造中看到许多值得参考的优点,但日本经验仍然有某些遗留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提问环节,萧教授从材料选取,民间组织力量,古城战后重建,日本文官制度等来说明日本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性以及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同时认为社区的重要构造是“人”,而处于农村边缘地带的人想要的是高品质生活,最后从传统东亚共同体来阐释中日乡村问题研究路径方法之间的差距问题。
        7月18日下午3点,全国著名土司研究专家、吉首大学武陵山发展研究院罗维庆教授给各位学员进行题目为“关于中国土司制度研究的几个问题”讲座。此次讲题的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土司与土司制度;土司设置的地域;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的特点。
        第一部分是土司与土司制度,主要是适应当时国内的发展。研究主线是边疆问题,首先是边疆危机。针对这个问题,文彬说到:“四方多顾,边陲之地,不瑕顾及”,徐清影、朱祖明、凌纯声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是行政区划改革,罗教授介绍了改革的历史进程,为民国初年,1923年,1928年。紧接着介绍了何谓土司,佘贻泽、徐清影有一定的解释,如徐清影:“土司这一名词……其实由字面上,就可以得到解释,土即土人,司即管理之意”而前者是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最早者。土司制度的起始正如凌纯声说道:“土司制度之渊源虽古,而确立成为我国之一种边政制度,则始自元明”。土司制度的特点如和新所说,总共有11点。土司制度的性质则如佘贻泽所说:“土司制度乃成为中国政治与西南民族部落组织两者间一种和缓冲突之机构。”土司的民族性则分为四点,概括的说,“土司”应具有本地性的“立蛮酋、领蛮地、治蛮民”三个要素,“土官”与“汉官”、“满官”等名称的区别功能应是相似的:“土司制度”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等名称的区别功能亦是相似的。
        第二部分为关于土司设置的地域。在元、明、清三朝时期,土司设置都不具有全国的普遍性。元代在北方、东北、西北不可能设立土官,明朝不可能也没能力在长城之外或西域地区设立土官或土司,《清史稿》中,将羁縻卫所与土司混为一。
        第三部分为关于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的特点。元代土司制度的特点即没有完整系列条例规范土官自治权限,在地方行政时,有一定的空间自主处置其民族内部事务。明代即对土司的自治权力与权利全面规章化、制度化,并予以强制性的约束。清代即土司制度的复杂化及非自治性土司的出现。清代改土归流虽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因地方行政的需要,土司制度在西南地区的地方行政中,实际上仍然存在,还出现了新设土司建置的状况。
        提问环节,罗教授针对学员提出的外来说等问题进行回应,卫所不属于土官,应属于流官,进而说明羁縻州与土司制度的区别,前者管理松散,后者管理较严,阐释了清代西北地区和明代西北地区土司制度之间的区别。
        7月19日上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彭永庆博士和李凌霞博士分别就 “城市化背景下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设与思考”以及“从‘旗’到家族,土王崇拜的社会组织与祭祀空间——基于湖南古丈县田家洞社巴节的考察”进行理论课程讲授。
        彭永庆老师首先于课程开始时借助国外学者对于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从而引出乡村文化的概念,并指出村落是乡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其具有乡土性、地缘性、亲缘性与民族性等主要特征。其次,通过对于文化的介绍,主讲人进而介绍了武陵山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的原因及其路径,即一方面保存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第三个方面,彭老师说明了中国的乡村文化其主要是借鉴了国外的以及台湾的一些经验,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农村的一村一品运动以及台湾的社区营造,并且提出了以文化建设来进行社区总体营造,强调“自下而上”和“社区自主”的精神,激励社区寻找文化与特色,进而以当地特有的风貌为基础,营造永续发展的社区。
        通过对乡村文化的介绍,彭老师指出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生成机制。1、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又是一个文化地理单元,武陵山区各少数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特定文化归属。2、社会经济具有封闭性。3、由于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陵山多元文化。
        最后,彭老师重点提出了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现状,并且对城镇化进程中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进行检视思考:提出要建设以保护为目的的乡村文化。但同时也提出了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及其一些解决方法。
        课程结束后,彭老师就学员们的提问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通过彭老师的这次讲座,使得学员们深刻的懂得了完善民族文化主体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少数民族文化自觉的主体参与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动力。
        在彭老师讲完之后,接下来是李凌霞的“从‘旗’到家族,土王崇拜的社会组织与祭祀空间——基于湖南古丈县田家洞社巴节的考察”的课程。
        授课初始,李老师指出了田家洞的地理位置及其历史沿革,并指出了“地方”这一概念之于中国社会的几个准度——市场区系理论、行政空间理论,宗教象征理论。在指出这三个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解释说明。
        其次,李老师就“旗”与土王祭祀空间体系进行了比较,指出了社巴节的由来,以及解释了土王祭祀空间体系是土司现实政治权威在象征仪式层面上的反映。通过对比,表明了“旗”更明显的功能是在于军事征调,但其在祭祀仪式中也有体现。而家族观念是在改土归流之后才开始出现。
        第三,李老师指出了田家洞改土归流之后的祖先祭祖形式及其演变过程,从而形成了一些田家洞特有的节日与风俗。
        第四,主讲人简略的介绍了田家洞黄氏家族的迁徙史以及清朝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于新兴乡绅阶层的崛起途径:儒家祭祀活动的进入与家族祭祖形式的改变。最后,李老师指出了社巴节是由“旗”为单位的土王祭祀演变成以家族为祭祀组织的祭祖活动,进而说明了对于田家洞祭祀活动的理解必须放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与时间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发觉,并密切关注不同文化传统和礼仪之间的复杂互动。
        课程教学结束后,李老师就学员们的提问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全面的解答。通过李老师的这次讲座,使得学员们得以更加的了解西南地区民族的演变及民族特色,并使学员们开阔了视野。
        2、实地考察
        7月17日,暑期学校组织各位学员前往凤凰古城进行了为期一天的实地考察。8点30,校车准时从吉首出发,路上同样山水朦胧,来自北方同学们见惯了苍茫天地,此时沉浸在南方温婉山水之间,不时发出“极目无氛垢”的感慨,我院师生则在路上向大家介绍凤凰城内的文化特色以及美景。
        一个小时后,校车抵达凤凰。此时的凤凰在小雨的滋润下尽显厚重与质朴,沱江水面的雾气更是将古城渲染得分外雅致,在本届暑期学校带队老师张振兴老师和黄建胜老师的组织带领下,学员们自由参观了沈从文故居、熊希龄故居、杨家祠堂、沱江泛舟、东门城楼、万寿宫、古城墙、主题博物馆等著名的“凤凰九景”。
    通过这些著名景点,学员们可以看到沈从文故居的书香门第、博学多才;熊希龄故居的古老建筑、名人遗物;陈宝箴故居的庭院深深、世代久远;杨家祠堂的肃穆庄严、造工精巧。古老久远的建筑,故人名人的风采,使学员们驻足留连。古城东、西、南、北门城楼的宏伟,古老城墙的高大坚固,使人感叹不已。江上横跨的虹桥艺术楼,富有民族特色的造型,桥上盛载的民族文化,换来了各位学员的兴高采烈。位于沱江边的万寿宫,建筑规模宏大,设计精巧独特,展现了雕琢玲珑剔透的建筑群落。
        最有趣的是沱江泛舟这个景点了,在清澈见底的江水上,5、6条富有民族特色的游船在上面缓缓而行,船上座满了游客。每条船上有一个艄公,人们将其戏称为“骚”公。泛舟沱江,手触摸着承托着船体的冰凉江水,看着两岸的苗家独特的吊脚楼。还可以听到“骚”公们和岸边女子的对唱情歌。还有江中用大石做成的跳岩,吸引着众多的苗族男女和各方的游客,在跳岩上行走,祈求富有民族特色的愿望的实现。感受到了古城的厚重的文化底蕴,站在斑驳的古城墙下,体会从巨大的红砂条石上传来的历史的变幻莫测与风起云涌。
        通过触摸湘西刺绣、穿戴苗族服饰等极具凤凰特色的活动项目,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感悟,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极大的保护与传承。中午品尝了手扒鸡等食物,通过多种渠道走近凤凰,感悟厚重文化与历史底蕴。
        下午5点,学员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意犹未尽地回到学校,结束了一天的考察。通过这短暂的考察活动,大家收获的不仅是烟雨中的如画凤凰,更多的是在这次活动中对古城的深入了解,对文化的深切感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同时,在此次考察活动中,不同院校的学生们在一起进行学术的探讨与交流,可以对不同的文化有深切的感悟,是对历史学学习的极大促进与帮助。
        3、田野实践教学
        暑期学校期间,我们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村寨的实际容纳情况以及调查内容与任务,将所有学员分为5个小组,每组分别由两位本校的老师带队指导展开田野调查的实践教学。现将实践教学情况报告如下:
        本届暑期学校的田野实践教学是在在理论课程结束之后,时间为7月20日至26日。
        第一组为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本组的带队老师是本院吴合显博士和李凌霞博士,其调查的主题是“精准扶贫”,意图通过田野调查实践活动对夯卡村的民族文化、社会现状、扶贫进展等各方面展开调查,从而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提供有益的理论和政策支持。
        第二组为永顺县车坪乡咱河村,本组带队老师是本院覃娜娜博士和彭永庆博士。在去年调查的基础上,本组进一步深入调查了咱河村的概况与历史、环境与资源、村落经济与乡村发展规划、村落政治、家庭与宗族、民俗与文化、法律与规划、宗教与民间信仰等8个方面的内容。
        第三组为花垣县石栏镇子腊村,本组带队老师是本院张振兴博士和陈茜博士。本组从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纬度对子腊村的自然环境与物产资源、宗教信仰与民间习俗、社会组织与历史沿革进行了全面调查。
        第四组和第五组为贵州从江县岜扒村和占里村,带队老师是本院吕永锋博士和吕炎老师。特别要说明的是,本组成员主要由吉首大学民族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组成,他们的田野调查一直持续到8月10日。
        学员们充分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深入访谈与参与观察等方法,近距离体验了当地的苗族、土家族或侗族的历史与文化;学员们分别从生态环境、宗教仪式、人生礼仪、生计方式、扶贫与旅游开发等角度切入,充分搜集资料,勤做记录,为暑期学校最后的成果汇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暑期学校结束后,每个调查小组都分别完成了10万字以上的调查报告,其中第4、5小组的调查报告将在20万字以上。整个暑期学校调查报告计50万字左右。
    (五)成果汇报与结业式
        7月26日,暑期学校第一、二、三组学员结束田野调查实践学习返回学校,第四、五组继续在田野点进行调查;27日全天整理资料和制作成果汇报的PPT材料;7月27日晚7点,暑期学校学员在吉首大学历史学院影视人类学实验室进行成果汇报。暨爱民副院长及本次暑期学校带队老师和学员参加。
        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了田野调查汇报。
        第一组夯卡村调查组4位学员代表,分别向各位学员与老师汇报了夯卡村的道路状况、历史沿革、社会生活、贫困状况与扶贫状况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组咱河村调查组2位学员代表整个调查组,汇报了当地的社会历史、农业状况、生态环境,并且他们着重介绍了咱河村当地的社区营造与村落布局。
        第三组子腊村组5位代表,报告了子腊村概况、历史发展、主要生计方式以及当地的扶贫项目开展开展情况等。
        在各组代表进行完成果汇报之后,暑期学校校长暨老师对这次暑期学校的圆满成功表示了祝贺,并且对学员们进行了深切的关怀,祝愿他们学业有成、前程似锦。
    汇报会完成之后暑期学校举行了简短的结业仪式,由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暨爱民老师为每位学员亲自颁发结业证书,并且在为每位学员颁发证书的同时对学员进行了祝贺和表达了美好的祝愿。
    二、本次暑期学校的特点
        本次暑期学校周期长,理论课程和田野实践课程相结合,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学员反响良好。特别是部分学员所撰写的暑期学校日记、通讯报道在网络上发表,同时通过学员们的微信和微博平台宣传,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的品牌效益再度提升。为暑期学校授课的省外高校专家教授也对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的长期开展赞誉有加。本次暑期学校得以顺利举行,除了湖南省教育厅和吉首大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之外,还得益于暑期学校“开放办学”的理念,富有专业特色的课程安排,以及承办单位师生的精心组织和辛勤付出。
    (一)坚持“开放办学”理念,精心遴选授课教师与学员
        本次暑期学校的参与师生中有半数以上学员来自湖南省外,充分显示了本次暑期学校“开放办学”的理念,特别是邀请了国内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知名学者前来授课,传递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开拓了同学们的学术视野,增强了他们对学术研究兴趣。与此同时,继续邀请来自台湾教师进行授课,加强了两岸学术往来,能够将台湾较为前沿的学术理念与社区营造的实践传递到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发展进程中来。
    (二)充分利用学科资源,注重动手能力和素质培养,课程安排突出理论与实践结合特色
        本次暑期学校围绕民族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学科展开,所聘请的教师也是所在领域的权威学者和青年才俊。他们围绕西南民族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等主题展开理论教学;暑期学校所安排的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紧密结合,围绕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等问题,走进湖南湘西乃至贵州等地偏远的苗寨、土家村寨和侗寨,深入访谈,与当地居民倾心交流,忠实记录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三)精心组织、保障充分、服务周到
        为保证本次暑期学校的顺利进行,历史与文化学院特别成立了“暑期学校筹备委员会”,院长罗康隆教授任主任,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暨爱民教授亲自负责,同时安排了学院10名青年教师为暑期学校小组的指导教师和后勤保障工作人员。10名青年教师在暑期学校授课过程中认真组织讨论,安排和指导田野调查实践课程。
        为保证实践课程的顺利实施,暑期学校还与田野调查地建立组织协调机构,为田野课程提供了安全、卫生的食宿保障。
        暑期学校承办期间,吉首大学校领导高度重视,研究生处积极督导,学生工作处、宿管中心与后勤部门为暑期学校提供了住宿、水、电与餐饮的便利。夯卡村、咱河村和子腊村等地村民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便利。这是我们暑期学校顺利举行的关键。
    此外,暑期学校还依据《湖南省研究生暑期学校管理办法》为学员安排了学生寝室,提供了相应的学习用品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向全体学员发放了生活补助,并为全体学员购买了平安保险。
    三、暑期学校活动成效及意义
        本次研究生暑期学校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具体承办。活动主旨在于充分利用吉首大学民族学的优势资源,加强研究生理论学习与实践训练,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培养质量。为此,历史与文化学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理论课堂和田野实践,加强创新精神培养,促进了研究生的学习与交流。
        暑期学校不仅邀请两岸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开设相关的理论课程,还重点安排相应的田野调查实践课程训练,主要以腊尔山地区的苗寨、永顺土家族村寨作为田野调查点,进行田野实践课程,完成了实践课程内容,收集了一大批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丰富的汇报材料,暑期学校师生共同探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态环境、历史变迁与社会发展问题。
        本次暑期学校与2014年、2015年的暑期学校一脉相承,促进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交流,探索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生人才培养新模式。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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