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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大明:研习营学习心得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4-04-03 07:20 来源:未知 浏览:
                                                            研习营学习心得
     
                               曹大明   
     
    2013年7月15-25日,笔者有幸得到邀请参加了吉首大学举办的第一届两岸三地中国西南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生研习营。研习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专家授课,第二阶段是田野调查。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学习,笔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湘西土家族苗族巫师以及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民众与市场的关系都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1. 充分认识到了深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本次研习营第一阶段主要邀请了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庄英章先生、王明珂先生、杨庭硕教授、陈敬德教授授课。听了上述几位先生的讲座,笔者有一个感觉,即这些前辈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既有深刻的理论反思,又有深度的田野调查。特别是他们的田野,基本上是按照国际通用的田野调查要求所进行的,即严格的参与观察以及一年的调查周期。以他们作为参照,反观当下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就会发现,我们大量的调查根本不是真正的田野调查,而是一种“警察巡逻”或者“鬼子进村”。这种调查无论是时间,还是参与程度从其实都没有达到真正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要求。至于这种调查认为的所谓的地方的、文化持有者的观点,通常不是地方或文化持有者的想法,而是研究者拍脑袋、苦思冥想之后的“感悟”。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些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界在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之后再也没有出现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品,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公认的学术大师。这不由引人深思。笔者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如需在世界学林占有一席之地,必须高度重视田野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学科范式进行田野调查。
    2、较好地了解了湘西土家族苗族巫师的区别与联系
    根据爱好,在研习营第二阶调查过程,笔者重点关注了土家族苗族村寨的巫师。调查发现,在儒、道、释文化影响下,湘西以土巫、苗巫为代表的巫师相互借鉴、吸收,彼此间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表现在称谓上,虽然他们都有男女之分,但具体称呼不同。土家族男巫用汉语称之为“土老师”,用土家语称之则是“梯玛”,苗巫用汉语称之则是“苗老师”,苗语称之则有“巴岱”与“果岱”之分。“果岱”是苗巫的自称,“巴岱”则是他称。表现在派别上,根据祭坛起祖的差异,武陵地区的巫师大致可分为麻阳教、辰州教、师娘教等。土老师多属师娘教或辰州教,苗老师则多属麻阳教;根据祭礼的不同,则可划分为“文教”与“武教”。土老师与苗老师都有文教与武教之分,但多文武兼修。表现在技艺传承上,土巫、苗巫都有阴传、阳传,但土老师存在特别的“双向传承路线”。表现在服饰上,土老师、苗老师做法事时都穿戴道教文化元素较重的法冠、法衣、法袍等。不过,土老师穿戴的是与其土家族祖先崇拜有关的八色“八幅罗裙”,而苗老师多着五色彩衣。表现在法器上,土老师、苗老师从事法事时所用的法器相同的有牛角、司刀、竹卦、刀、剑,不同的主要有八宝铜铃、神图、黄蜡、魂布、竹筒等。至于神祗,土老师、苗老师都请山川、树木、河流之神以及道教的一些神明鬼怪,但所请祖神差异明显,土老师所请的祖神主要是八部大王、彭公爵主、田老汉、向老官人等土酋、土王以及历代法师,苗老师椎牛祭所请的则主要是柳斗柳庆、奶棍、玛苟、索戎索夔等。
    3、深刻理解了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少数民族民众与市场的关系
        在研习营第二阶段调查中,笔者除了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土家族苗族巫师及其活动外,还重点关注了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政府、民众与市场的关系。对凤凰县山江镇东旧村、千潭村、老洞村、老家寨等村寨的调查发现,这些村寨在凤凰门票事件前几年都进行了一定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效应。经济上,各苗族村寨都与乡村旅游承包商签订了商业合同。根据合同,村寨集体以及苗民都可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尽管这种经济利益与旅游开发商的获利相比相差巨大,但毕竟还是表示,苗族以及苗族村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民族村寨旅游的开发。同时,这种有限参与还促进了苗民思想上的改变。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村寨以及民族的历史文化不仅只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资本。由是,苗民更加注意村寨的环境卫生,更加注意对其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不过,这种开发在凤凰县所谓的旅游资源整合(即“凤凰门票”事件)中嘎然而止。政府关闭这些苗寨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各个苗寨为了扩大客源,在凤凰县城恶性竞争,损坏了凤凰旅游的形象;二,各苗寨寨寨冒烟的旅游开发方式破坏了苗族传统历史文化。基于上述两点,笔者认为,政府整顿苗族村寨旅游及其市场的确有所必要,但直接中止开发却有待商榷。毕竟,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并不完全是矛盾的关系。只要充分发挥好苗族群众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其实现民族文化自觉,苗族传统历史文化完全可以在旅游开发中实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达到文化的自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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