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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旅游发展视野下的“文化建构”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4-04-03 07:22 来源:未知 浏览:
                                              旅游发展视野下的“文化建构”
                                                   ——基于湘西凤凰、永顺的田野考察
     
                                                                         广州美术学院  李健
     
     
    2013年7月,吉首大学举办“第一届两岸三地中国西南民族学与历史学研究生研习营”,本人有幸参与并聆听学界泰斗的精彩授课、释疑,通过与来自海峡两岸的高校、科研单位的学者、研究生、社区营造践习者深入地交流,以及在湘西地区各处田野调查工作中获取的富有启发性的一手资料,笔者对“文化建构”这一现象有了新鲜感受。拙文将以研习营第一小组讨论所形成结论的启发下,进一步思考“文化建构”所牵涉的复杂系统的内在关联,以求为地方治理工作提供某种有价值的视角。
     
    • “湘西印象”:旅游情境下的文化建构
    常言的“湘西”,主要指湘西土家族自治州与张家界市的辖区,广义的湘西甚至将怀化市等周边区域纳入。作为湖南西部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它却在国内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湘西”, 深植于沈从文的小说、黄永玉的绘画和宋祖英的歌声,闻名于《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芙蓉镇》等影视剧,也成型于凤凰古城和苗寨的瑰丽神秘的旅游记忆里。但“湘西”的核心价值,更在于多民族共存、争斗、妥协、合作的历史,作为西南民族聚居地区的门户,作为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对接和碰撞的要冲,它拥有一种混杂的 “文化边疆”印象,正是这种印象支撑着湘西旅游产业的生存。
    本次田野调查所在地凤凰县,拥有凤凰古城和周边密集的特色苗寨等旅游资源,在大众旅游市场建立了不错的口碑。另一个田野点永顺县,则力图以“老司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契机,带动永顺县的整体经济腾飞。这一文化名片的打造使得与其抵邻的、曾经凭借“文革伤痕”电影走红的芙蓉镇,也悄然由“怀旧小镇”转型为以“土司文化”为内容的旅游景区。此外,号称“江南延安”的塔卧革命根据地,则将红色旅游旗帜高高举起,正在抓紧对当年红军活动地旧址的复原工作。
     在欢腾的旅游开发热浪背后,人们会感受到种种刻意的“引导”:凤凰古城被酒吧、游客改造为另外一个“新天地”,沱江、虹桥、晨起浣纱的苗族老妇,一一化作某种“风情”的注脚;县城周边各苗寨虽然停摆其曾喧嚣的旅游运营,但留存的诡异寨门、隐藏的纪念品商业,甚至风水林里的水泥神话雕像,无不明示着与其本真不同的话语;土家族人引经据典,论证土司制度的普世价值,彭氏土司被美化为仁慈而有远见的君主、土司行署所在的“老司城”被想像得如同绚烂的艺术经典,却无人提及山区族民的艰辛生活,连刘晓庆卖米豆腐的小镇也赫然耸立起高大的土司宫阙,告诉游客这里曾发生过多少帝王将相的风流往事;为体现某种“真实性”,塔卧的老红军导游不断强调其与某些首长的亲密关系,但正在规划维修中的革命博物馆施工中不无违逆当时工法实况者,甚至有不少从乡间收购的家私被堆放在博物馆房间,以备日后“重现”革命先烈当年在此活动的场景。
    以上种种不难发现其间存在有意识的“文化建构”。地方旅游文化的“建构”者被赋予一定程度上的“虚构自由”,他们可以据需要对历史、文化作出符合其利益的解释。但显然,“虚构”与“建构”之间并非等号,在“旅游”这一经由权力与资本主控的场域内,“文化建构”一词背后,应有复杂的关系丛结值得推敲。
     
    • 台湾经验:“社区总体营造”与文化建构
       台湾长期、广泛开展“社区总体营造”事业(以下简称社区营造),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本次研习营邀请到数位在台湾地区从事社区营造的人类学学者和践习者,他们无私地分享了台湾社区营造的历程、做法、经验以及问题。
    从交流中可发现:政府在社区营造运动中起到了主导者的作用,它透过资金和政策的倾斜,扶助地方贤达发起活动,并尽可能让地方各界人士参与。通过梳理本族群、本地方的历史文化,借助外界资金援助支持,能帮助衍生出本地特色产业。地方的文化认同也在可持续的经济反哺中得到强化,本已衰败的地方与乡村文明一定程度得到了恢复。而台湾也从这一运动中,有效地建构起自身的“文化形象”。
    社区营造根植于本地文化历史和民众的积极参与,所“营造”出来的“地方文化”,对本族群而言,不仅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凝结,更是一种高度的族群向心力,帮助本族群获得自信,进而据此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生存资源。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营造不仅是社区物理空间的修缮建造,更是社群文化心理的主动塑造。这一过程必然不是纯客观的族群历史还原,而是集合了各方意志的、源自并超越过去积累、落脚于当下问题甚至引导未来取向的主动“建构”。虽然学者们强调其文化的真实性,但在社区发展的目标面前,一些有利于本族群的“虚构”、“侧重强调”、“有意忽略”等做法难以避免。比如,当全世界都在赞美台湾社区营造这一运动,人们往往会选择性忽略其存在的弊端。如经济回报率不高、同质化问题严重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因参与者动机不一带来种种社会矛盾:返乡青年创业艰难、奋斗有成而回乡者更多关注自己的舒适生活资源、本地居民与返乡居民理念冲突、社会不良习气暗地滋生……
    可见,为地方发展而出现的“文化建构”,是一种基于特定诉求的文化诠释行为。透过台湾社区营造现象,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化建构”所具之价值及其取向。因此,回过头面对湘西各地对本地文化重新解释、建构的现象,我们也不必过于紧张。相反,在提振地方经济和文化自信的语境下,这种作法反不啻为一种有用而必要的策略。
     
    • 田野发现:湘西旅游文化建构的脉络
    湘西各地的自发性“文化建构”,貌似来自草根杂野,但若仔细辨析,依然能从中找出内在组织脉络。下文将从田野发现中找出若干启示,以助我们明晰湘西旅游文化是如何被建构起来。
    1、湘西旅游文化的自觉建构
    (1)市场导向与利益追求
       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国策启动之后,大陆各地都在致力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所谓文化,很大程度被视为是服务于经济的噱头。湘西作为“老少边穷”的代表,工业基础和条件薄弱,发展旅游是不二选择。且旅游带来的收益惠及面广,这是本地区各阶层能迅速统一认识,迅速搭建“文化舞台”的基础。而对于出现的“虚构化、片面化”问题,虽然少数人士保留个人意见,但在发展经济的话语威权之下,他们往往选择沉默。更多人对族群文化抱持选择性、功利性的态度,积极地进入有利于自身的“建构”进程。
    为了整体利益的实现,当地基层人民对“上层”发起的本地文化诠释多抱持接受态度,甚至也积极参与到这种建构的工作中来。笔者在考察中发现,他们对本地文化的解释话语基本超出其学识范畴,明显来自上层的灌输。比如山江镇开饭店的老板娘,头头是道地宣传“湘西土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斗力,而其父亲,尽管本是当年加入解放军参与剿匪的战士,也在朝鲜战场上立下军功,仍被其包装为“土匪”,这么做无非是为了强化“湘西土匪”这个“特色”文化品牌,也显示出这里的人们对改造主流意识形态对本民族印象的努力。
     
    (2)权力控制者的主导
    “文化建构”本可是人们自主的行为,似乎任何人或者团体,都可根据自身的认识来建构某种文化。但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中,掌握话语权和资源支配权,俨然是能主导“建构”的前提。在与东就村村支书、永顺县书记、塔卧老红军等人士的直接交流中,我们发现:在推动地方旅游发展进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人物,往往是能获得并利用各种行政、地方资源,建立个人影响力的“菁英”,这些处于社会“上层”架构的人物,拥有了部分话语权力,主导着当地的“文化建构”:比如村支书为游客大力宣传本村的“新风俗”——苗族少女会“带着孩子谈恋爱”;县书记为“老司城”的核心价值的“发明”而苦思冥想;老红军列举其和军队高级干部的关系来强化其革命回忆的信服力。很明显,这些掌握部分权力、或者属于权力体系的人物,主导着当地整体的“文化建构”,也自然享有大部分基于此所带来的各项利益。
    2、游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正当性”指向
    文化旅游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而游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正当性”乃是旅游地文化建构的基本指向。凤凰县山江镇的苗族人民一心借助旅游发展经济,但受制于“湘西土匪”的响亮污名,所以民间悄然而巧妙地借“土匪文化”作为旅游主题,自然对“土匪”的再定义发生呼吁,希望外界改变对这一称谓乃至历史的认知;“老司城”及其所依附的土司文化,虽是历史客观存在,但其历史文化价值长期得不到重视。借助申遗的机会,土家族人系统地阐述着民族存在价值,为本地区、本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争取到足够的正当性和话语权;芙蓉镇摆脱文革痕迹,以全新的土司文化吸引客人,结果导致外地客人们普遍“吐槽”,与周边景区相比,它的存在显得尴尬许多;塔卧革命根据地则须获得党和国家的更多认可,获得更多军队老干部支持,让“江南延安”这一招牌更加响亮,红四方面军这段历史才不至于渐至湮没,方可吸引更多红色旅游团体。
    从这些现实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基于自身总体利益的主体“自觉”容易建立,但针对外界的客体“他觉”则颇需经营。游客和掌握权力的外人若不认同,旅游收入或政策倾斜就难以到位,故“文化建构”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正当性、合理性。正当性在于本地文化概念符合当下形势需要、符合当权者认可;合理性在于说明逻辑的明晰,能有效说服受众信服。总之,只有当利益相关各方均对建构的文化概念产生认同,期许的目标方可达成。
    3、旅游主导者的“合理性”呈现
       深度理解是文化建构的基础。永顺县政府邀请国内外专家深刻探索土司文化的内在普世价值,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在研习营就土司文化做了精彩的演讲,均让我们强烈感受到土家族人正依托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认识,颇有底气地开展系统的文化建构工程。而反观凤凰山江苗寨,苗族文化被矮化、异化为“匪史”、“淫俗”,以猎奇的方式夺人眼球,明显在经营境界上存在差距。在大众旅游的初期阶段,旅游区可以采取一些“初级”手段,但若想发展深度旅游,建立地方品牌,建立用户“黏性”,则更需深挖本地文化,甚至凭此系统地组织本地产业布局。
    尽管不是每个地区都拥有老司城这样的历史遗址,拥有土司制度这样的文化遗产,但我们仍然可以整理当地人民的生存生产生活智慧,并在历史源流中梳理出当地文化丰姿。比如针对山江苗族,他们的村落明显具备卓越的安全格局,这是跟苗族同胞长期与外来者斗争积累的经验分不开的。苗族人在生态资源管理和利用上向来颇有经验,其在穷山恶水中历练出卓越的生存能力及其战斗力更是倍受推崇,作为蚩尤的后代,他们先天带有悲情的色彩和忧郁的气质。转换为如此历史眼界和人文关怀,我们不难发现苗寨文化的建构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我们虽然承认“文化建构”的在旅游区发展上具有功能价值,但并非鼓励当地盲目虚构历史。近年来大陆地区曾掀起各种名目的“文化寻根”热,一些地区争相为自己编制文化大旗,如“夜郎古国”、“炎帝故里”,甚至“西门庆”故里等低俗的名目也赫然登场。但这些项目很快遭到广大民众的抵制从而偃旗息鼓。这说明,文化生产不能随意想像,首先必须具备正当性和合理性。另外,要想获得各方认同,尤其是利益施与方的认同,关键在于满足其内在需求,这亦是市场经济和资本生产的基本原理。(“西门庆”能激发旅游者怎样的情感认同和需求呢?)所以,惟有仔细整理本地方的文化资源,从中提取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因素,再行有效组织、计划、生产、包装,方能达“建构”之目标。认清这一点,也许更能清醒地看到这项工作的实质,也许更有助文化工作者们在理想与功利之间保持好平衡。
     
    四、结论
    “历史”和“文化”不是绝对客观的“死物”,而是由利益相关各方共同书写的“活体”。在地方发展进程中,地方的“文化建构”表面上看似有较大自由度,实际受着权力和资本的支配,其实也是某种形式的资本生产。
    我们需认同地方主政者和“菁英阶层”在“文化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因其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水平,决定了该地发展的前景。地方民众也应积极参与地方文化重建的事务,以佐助本地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正确导向。另,所谓地方文化自觉,不仅是主体(本地人)自觉,也包含了“客体(外地人)他觉”的对立统一。地方“文化建构”的合理与正当,才是吸引各界认同和支持的基础,故有必要深度挖掘地方文化资源,悉心梳理其价值逻辑,力求将文化概念做高、体系做密,如此方才有获得深度认可和持续发展的基础。
     
    致谢:
       感谢吴小美老师对本文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感谢第一组师生提供启示,感谢研习营上授课的老师们的精彩发言与指导,亦感谢吉首大学成功举办这次研习营。衷心祝愿下一届研习营更加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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